呼斯楞 | 因为生气，她改变了家乡

因为生气，她改变了家乡
——读《野火集》（三十周年纪念版）有感

生气得罪人，加上一张毒舌嘴，就得遭人恨。可她不在乎，反而责问不生气的人，写下杂文处女作《中国人，你为什么不生气》。非但如此，她还将所有的气恼连篇成集，郑重地宣告：她为何生气，生谁的气！这股气一再冲击台湾人的心灵和头脑，并蔓延了中文圈。

这就是龙应台的《野火集》。

1983年，她从美国学成归来，当时1800万同胞习以为常的家乡，在她眼里却像一只浑身长满癣、烂了毛的癞皮狗，她毫不留情的形容，家乡被破坏的环境像遭受强暴的女人。她生气愤怒，直言不讳：她生气的对象，正是1800万懦弱自私的家乡人！

她气得似乎失去了理智，也激怒了别人。她说家乡是《生了梅毒的母亲》，招来“那你就是国际娼妓”的谩骂；她看到懦弱顺从的大学生写下《不会“闹事”的一代》，遭到举报者的指控；她说台北是最庸俗丑陋的城市、是道德腐蚀到骨髓里的社会、1800万同胞是自私短视的民族……

她和市府要员生气，他们要铸一座比自由女神更高的巨型孔子像，她大声反对，并提议多建几个儿童图书馆；市府要投建大型石雕广场宣导伦理道德，她严厉批评，指出市民更需要干净的厕所；农林厅为了取消补助与养猪户片面毁约，她呼吁养猪户拒绝缴纳屠宰税；街上张贴诸如“保密防谍人人有责”的标语，她斥责这是遮住了阳光的心虚口号……

路边水管爆了没人理会她生气、公职人员舞弊她生气，女孩被卖到妓女户、妻子被丈夫打断肋骨她生气，核电厂破坏生态、煤矿一崩再崩她生气，课本里一句绝对正确的结论她生气……她不喊光明口号，总关注社会乱象；她不看高楼大厦，总盯着阴暗角落。

当同胞们大骂市府时，她又质问，这是你们花钱雇养的机构，当初为什么允许他们上台？人们大骂美国人的丑陋，她却说世界上到处都有丑陋的人，丑陋的德国人、日本人、法国人，难道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？她既痛批教师迷信自己的权威，又质责学生不敢“站起来”抵抗权威；她既把官员骂得狗血喷头，又亲自上阵担任文化部部长。

她迫切地告诉年轻人要关心社会，要学会自我判断、自我主张，甚至要学会“闹事”。她呼吁同胞们告别奴隶，不是身体剪掉辫子那种，是从心理上脱离。她挥笔如刀，鞭笞麻木，惊醒同胞；《野火集》的锋芒终究刺破了台湾制度弊端，当局如芒在背。

于是，她被戴上“给人心制造不安，给民族制造伤害”的帽子。

那是1987年以前的台湾。她当然遭遇了恐吓、举报、被封杀、被攻击，庆幸的是，她从未身陷囹圄。她保持气愤的呐喊和批判，也保持着从不固执的开放状态，她与举报者坦诚的交换立场，也容让与她不一致的异见。在那个最坏也最好、最黑暗也最光明的时代，强横的体制与生气的她，竟然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共存，这在今天看来难能可贵。

从1983到1986，应台点燃的“野火”始终不曾停熄。读者与她“密谋起事”，计程车司机学会了当家作主，许多知名媒体接连采访她。市民们开始像她一样，以种种生气的样子跳上台面，他们写信、打电话，他们要干净的环境、安静的社区。甚至有市民对高雄市长喊话：你要执行的不是上头的大命令，而是我们市民的小意愿。

因为生气，她改变了家乡。

她后来前往新加坡，依然带着批评的口吻写下《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》，惹怒了那里的民众。十年后再去，照旧深刻地批评新加坡的现实弊端，人们却开始安静的倾听她，甚至期待新加坡也出现一个爱生气的她。

她去马来西亚演讲，观众挤爆礼堂，很多人挤在礼堂外观看闭路电视，她是当地的文化偶像，人们思忖，马来西亚有没有像她一样的人，像她一样的野火，哪怕是一丝火星。

世纪初，她在香港居住数年，去大学任教、开办论坛、主持沙龙、撰写专栏。她不像往来香港的学者只说客套话，而是积极介入当地的公共议题，保持了批判者的形象。那时的香港是优秀的，她被一部分香港政客和企业专家或暗讽、或诟病、或挑战、或批评。

她当然也登陆另一片家乡的土地。在上海、在北京，做研究、做演讲，南周系持续多年对她进行系列的专访报道。海的这一边，人们也懂她的生气，那是一种中国人极度欠缺的、蕴藏着女性特有智慧的血性。

应台和母亲（来自网络）

社会变革的临界点，正是来自一个个具体的人忍无可忍，但是个体的忍耐难以测度。曾有人问刘瑜，中国人的忍受，到了极限是怎样？回答是没有极限。这是深刻而绝望的答案，回思历史镜照当下，这是一道还没有缝合的冰冷伤口，中国人，可以一直忍下去。

应台生的这股气以及同胞们的反馈和变化，让我看见另外一种答案：个体的内心忍耐极限受到外力影响后，并非一成不变。应台是一种通过文学笔触显现的个体力量、浸润多年的制度理念是暗中影响的宏观力量，这两种外力对台湾人的内心形成刺激，他们无须再忍。于是，我或许可以称之为生气的力量——逼迫那里的机制加速蜕变。

我想，应台的野火如果烧到更远的地方，仍会是批判的火苗。或许，批判精神的源头之一正是爱生气；可以肯定的是，善于批判的人往往携带着更显著的清醒力量。不论怎样的时代，批判是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的推力。至于她个人，是受欢迎还是被排斥，是荣耀的还是受争议的，余光中这样讲：

“她的讲台为整个中文世界所注目，在独统之上，中西之间，风声不绝。至于毁誉，她似乎都不在意，因为有风过处，树林总不免飒飒而鸣。”

无论怎样，面对社会乱象告别沉默，表达气愤，这应该是健康社会对每个现代公民的期待。而知识分子，应该站在这期待的终点，亮出自己的真知灼见，分贝要更大，含金量也要更高。

时至今日，应台的《野火集》已发行近四十载，我们曾看到一个貌似可笑的现象：对骂、丢鞋、打架……更多爱生气的、易怒的台湾人。过激的表现或许始于过分的珍惜，尽管生气不是一种美德，但为了来之不易的文明成果，生气的人们，学会了倾吐真实的心声，而这份真，远远超越了单纯的生气，推动着社会机制的好转。

2008年至2010年，我在一家南京的台资企业工作，领导是个表情丰富、喜欢调侃的台北人。每当得到同事们的恭维，他就换上严肃的神情，用庄严的口吻一本正经地回应：为人民——币服务！同事们大多是一笑置之。15年过去，我不再是二十几岁的毛头小子，深思两地之别情，我特别懂他调侃中的深意。去掉币，我们就能看见一切真相。

《野火集》（三十周年纪念版）中，文章和人物很多，我查阅、思考、停顿的次数也多，是一本让我放慢速度的书，它在一个柜子里尘封了七年，前不久因故搬家才得见天日。这是令我喜悦的重逢，在不惑之年、在第二次告别职场、在自觉自省的时光里，静下心阅读她。她绝不仅仅写给大海那一边的人，而我，幸运的得到她的陪伴和启迪。

时代的变化，荒唐而富有戏剧性，四十年间，她竟然被大海的两边依次接纳和不能容忍。前几天，我在朋友圈发了几张书中的照片，有朋友问，怎么搞到她的书？不是全下架了吗？

是的，书买不到了，只不过有人曾将它欢喜的珍藏，透过它思考和探索，那个时代像炬火一样闪亮的机遇。至于她生的这股气，在海的这一边，终究没能继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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